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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六盘水

作者:张世坤 郭建志 刘毅 邓倩 刘红

邓小平在六枝矿区视察时观看沙盘的场景
关寨车站

小平视察六盘水

  1964年下半年,党中央决定实行生产力布局大转移,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构想,贵州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之一。而位于贵州西部的六盘水则以其丰富的煤炭及其他矿产资源被列为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建设配套项目之一。1965年底,贵州的“三线建设”序幕刚拉开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中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及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贵州视察工作。

  1965年11月23日,视察六盘水的专列沿贵昆线到达刚刚建成的关寨车站时,邓小平视察了贵昆铁路关寨建设基地,向铁路建设者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筑路大军的问候,在铁路建设指挥部领导的请求下,邓小平欣然挥笔题了“关寨站”站名。

  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了煤炭部、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钟子云、范文彩、丁丹等同志关于六盘水矿区的生产建设情况的汇报后,非常高兴。他说:“看到西南有煤、有铁,就放心了,不然建好多工厂也没有用处。办好西南的两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就好了,就有希望了。”

  在六枝矿区,六枝煤矿的负责人汇报说:“六盘水煤炭基地建成后,年产4000万吨原煤,东调2000万吨,供应攀枝花钢铁基地1000万吨,贵州留1000万吨。“这个方案立即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邓小平同志赞许地说,南方大煤炭基地在贵州。

  邓小平这次在六盘水矿区视察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以一个战略家的目光看到了六盘水在“三线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潜在的发展优势。到六盘水之前,邓小平已同薄一波、李富春等在西北视察了同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的航天、兵器工业基地和酒泉钢铁厂,随后又到了四川的渡口。在渡口,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确定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方案时,就考虑到了攀枝花与六盘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他说:“煤钢铁联盟,看来中心还在煤。”到六盘水后,邓小平看到这里丰富的资源和理想的“三线建设”的环境,对这片荒凉的土地寄予了厚望。此后在昆明听取国家计委第一主任余秋里等汇报西南钢铁工业发展问题时,非常敏锐地判断“攀枝花、盘县、水城的条件,肯定比酒泉好。”还说:“这里的条件太好了”。邓小平还指出:西南少铁,就不是硬三线。所以当余秋里同志谈到要在盘县搞一个炼铁厂时,邓小平当即予以肯定,并指出:可以就地消耗煤。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精神,直至今天对六盘水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他的以煤为中心,在六盘水发展钢、铁、煤、电及其他配套项目的战略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六盘水开发建设的速度。

  原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原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党委书记钟子云在《丰碑———三线建设在六盘水》一书回忆中回忆到:“1965年11月,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六盘水矿区视察工作,同行的有李富春、薄一波、李井泉和余秋里、谷牧、李仁俊以及有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小平同志一行,先从专车上来到六枝的地宗矿坑口视察。但是那里刚刚开始掘进,连个象样的喝水、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中央领导同志是在一个未建成的澡堂里与现场人员见的面,听取了现场施工负责人的汇报。之后,又由我、范文彩、丁丹到火车上进一步汇报了六盘水建设的全面情况。以后我在昆明再次向小平等同志汇报了六盘水建设规模和进度等情况。当时小平同志说:六盘水煤矿建设基地很重要,既可满足西南钢铁和动力用煤,又可支援两广(广东、广西),以减少北煤南运。并对六盘水地区的建设工作开展之快,职工情绪之高,以及我们‘三老带三新'的做法给予很好的评价。最后他还鼓励我们按三线建设委员会的要求,把工作做得更好。”

  原煤炭工业部副部长、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范文彩在《丰碑———“三线建设”在六盘水》一书中回忆到:“196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视察了六枝矿区地宗矿。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职工生活,在视察中随时和工人们交谈,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当小平同志知道工人们吃不上蔬菜时,立即让秘书给北京打电话,叫运白菜来,不几天就送来十几车皮大白菜。职工非常感激,许多职工纷纷向西南煤矿战地指挥部《工地战报》投书、撰稿,用诗歌、散文等不同形式,感谢党中央对三线建设职工的关怀。小平同志视察六盘水矿区,极大地鼓舞了六盘水的职工,推动了六盘水矿区的建设。1966年上半年,六盘水开矿区建设的速度加快,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追忆小平

  75岁的退休老干部孙奎元回忆说,1965年11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六枝时,他正担任郎岱县委办公室主任一职。11月23日,安顺地委书记宋树功与郎岱县委书记仝宣涛在安顺上车陪同邓小平沿线视察。仝书记上车前打来电话,通知郎岱县委组织人沿途开展保卫工作。当时孙奎元一行20人就在六枝火车沿线一带站岗保卫。23日,火车直接抵达刚刚建成的关寨车站,邓小平同志视察了关寨车站后,又乘火车返回六枝。

  77岁的左永文老人原工作于郎岱县政府办。1965年11月邓小平乘专列到六枝视察时,他也是铁路沿线负责保卫工作的人员之一。他回忆说:11月23日晚上,列车从关寨返回后,就停靠在东风水库大桥桥头。当时列车停靠的地点离他有百余米远,当时他们只知道去为中央来的领导人负责保卫工作,但不知道来的是哪位领导人。24日一早8点多,他们看到邓小平走在其他领导人中间,乘车去检查当时六枝的工矿企业。 退休于水矿集团公司那罗矿的周官文现年61岁,据他回忆,在当时的工人代表里,作为六十五建井工程处优秀团支部书记、先进工人代表的他就排在第一位,与另外三名先进工作者、劳模一起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1965年11月24日上午,接到六枝矿务局的通知后,他就与另外三名从各矿区生产第一线抽调来的先进代表候在地宗矿井口。10时许,在几位领导的陪同下,走在前面的邓小平微笑着向井口走来。这时,围在周边观看的群众一阵欢腾:“邓小平来了!”这时,六枝矿务局领导向邓小平介绍周官文等人,说他们是建设中的骨干,邓小平就伸出双手与他们一一握手,并说:“你们辛苦了!”握完手后,邓小平问工人们在目前还有哪些困难?工人们说:“我们什么苦难都不怕,就是平时饮食上缺乏蔬菜,比较困难。”邓小平则说:“这个问题好解决!”然后又对大家说:“西南建设要大上马!暂时的困难要克服掉!还需要你们出力做贡献!”随后掌声雷动。然后小平同志又到矿井周围的厂房里看了看,就如何建矿管理提出了一些建议后方才离开。周官文说,当时邓小平给他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平和的领导,没有一点架子,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领导。

  当时的六枝矿区属于新建厂矿,从各地陡然增员几万人,就六枝当时的情况而言,蔬菜的供应相对显得比较缺乏,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矿上大都是临时居住的民房,连矿车都没有,建井、建矿全靠肩挑筐抬。大约十余天后,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有关部门从北方运来了十几车皮大白菜。工人们纷纷感叹:“中央来的领导真不错啊!马上就为我们解决困难了。”广大职工因而深受鼓舞,纷纷以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六枝当地政府也展开了专门的讨论会。周官文说:“在那个年代,政治挂帅,氛围很浓。工人们纷纷都写下了保证书并表态,要努力投身矿山建设,保证搞好三线建设。”

  原水城矿务局木冲沟煤矿的退休工人、全国劳模周训林现已61岁。1987年,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作为1989年的全国劳模,在天安门城楼上与邓小平、江泽民握手。周训林说,作为全国劳模,并曾受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接见,这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一直引以为荣的大事。每当有矿难等事故,他都要到事故现场参与协调处理,抚慰伤亡职工家属。

  “2 .24事故”发生时,他的三子遇难,他也强忍心中的悲痛去慰问和鼓励伤、亡职工家属们。他说:“一切要以大局为重,要从组织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言语间透露出他们那一代人纯粹而高尚的精神。

邓小平胞弟邓蜀平客死六枝始末

  邓蜀平是邓小平的同父异母兄弟。比邓小平小9岁。曾用名邓肃初、邓徐初、徐初。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人。1913年11月生,1950年5月在重庆加入西南革大总校,参加革命工作。历任贵州省普安县青山镇镇长、县财政科副科长,安顺县财政局局长、贵州省政协委员。

  1960年2月,经贵州省政府批准,郎岱县政府从郎岱城迁至下云盘。同年5月27日,国务院决定撤销郎岱县,改建六枝市(县级)。邓蜀平偕夫人谢全碧于1960年12月初奉调六枝市。经1960年12月六枝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邓当选为六枝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196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六枝市,改设六枝县,邓蜀平任副县长。1966年2月,六枝县改为郎岱县,邓蜀平任副县长,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失去职务。邓蜀平夫人谢全碧从1962年起至1978年9月止,先后任六枝市、县文教局副局长、县文教局卫生科副科长、卫生局副局长、标准计量所所长。1978年9月,调成都市文化局,后调杜甫草堂管理区。

  据介绍,邓蜀平从面容到身材都酷似邓小平。谦虚谨慎,言语不多,生活简朴。他经常爬山跋水,深入农村,了解教育和卫生情况。他平时喜爱喝酒,而夫人谢全碧则有着一手漂亮的厨艺。他常常品尝着夫人的拿手好菜,眯着眼睛抿上一口酒,弄得酒杯吱吱响,然后一脸的惬意。

  1962年,中央召开7000人大会,六枝有两名干部赴京参会,卓琳捎来1件皮大衣送给邓蜀平御寒,可足见邓小平对兄弟的关心。

  1965年元月1日,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六枝成立。同年11月24日,邓小平及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及所属地宗煤矿。因矿区生活及住宿条件简陋,从安全角度考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当晚就住宿在列车上,并在列车上会见了邓蜀平夫妇。据说,邓小平在交谈中得知邓蜀平身体较虚弱后说:“贵州地羊(狗)多,多吃些地羊掌,比什么都补身体。”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兄弟俩的最后一次见面。 1967年3月,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吴某某,代表所谓“中央刘邓罪行联合调查团赴西南调查组”,先经湖南到四川后,得知邓小平亲弟邓蜀平在贵州六枝工作后,立即赶到六枝,联合六枝“造反派”头目,于1967年3月15日晚对邓蜀平进行批斗。妄图通过邓蜀平收集材料,以达到陷害邓小平之目的。邓蜀平身处逆境,仍然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他们对邓小平的诬陷。同时,驳斥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批斗会一直持续到晚11时30分左右。1967年3月16日凌晨,邓蜀平跳入郎岱县招待所旁的冒水龙潭含冤而死。

  当天下午,“造反派”头目通知下乡工作的谢全碧回单位。面对丈夫的惨死,性格坚毅的她强忍内心的痛苦,没有掉一滴眼泪。从此谢全碧受到株连,频频遭受批斗和审讯,还被强迫住进停尸房,一住就是5年,受尽折磨。

  1965年3月17日,有关人员在邓蜀平家中检查现场时,发现他在一本未写过的《郎岱县社教工作团》日记本最后三页上写有遗书。遗书上写有他个人的历史及与邓小平、邓垦、卓琳等同志的书信往来情况,还写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覆窠之下,岂有完卵”,“真冤枉”等语句。

  造反派给他加了莫须有的罪名:“反革命分子邓蜀平畏罪自杀”。由郎岱县有关部门买了一具白木棺木草草装殓,葬于郎岱县招待所侧面的尖山脚下。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开始。六枝特区革委立即组织对邓蜀平死亡案进行调查,认定是被迫害致死。1978年9月5日,六枝特区革委会为邓蜀平开追悼会,平反昭雪。由于是初查,邓蜀平被迫害而死的直接负责人还未来得及查处。1981年12月,六枝特区政府对邓蜀平的坟墓进行修整,立了墓碑。不知何故,碑文没有落款。

  1984年2月,邓小平到成都过春节,下榻锦江宾馆。谢全碧见到邓小平,伤心痛哭,问:“你三弟邓蜀平的事,你管不管?”邓小平十分冷静,仅说了6个字:“相信贵州省委!”邓小平的秘书随即记下,并于当晚电话告之四川省委。四川省委即时函告贵州省委,春节过后,贵州省委通知六盘水市委。接到六盘水市委的通知后,六枝特区党委即时研究,组织人员对邓蜀平被迫害致死案进行了专案调查。

  经过专案组一年多的辛勤工作,邓蜀平死因真相大白。

  六枝特区党委在听取专案组的汇报后,对邓蜀平被迫害致死的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六枝的“造反派”头目丁某某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当年的北师大学生吴某某,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南充师院任教师,建议定为犯严重错误。将处理建议及调查材料邮送其工作单位。当年的北航学生陈某某,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后勤部军医学校任正营职教官,建议为犯严重错误。处理建议及调查材料邮出不久,便收到复函。军医院党委给陈某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处分。

  1986年10月9日,六盘水市政府、六枝特区党委、政协的领导同志及调查组陈志祥携带1000元现金,5瓶六枝生产的九龙液酒,飞往成都,抚慰邓蜀平遗孀谢全碧。10月11日下午,与四川省委组织部商定10月31召开座谈会。那天,谢全碧由其侄女挽扶着走进会议室,拉着陈志祥的手,失声痛哭。陈志祥受特区党委委托,向谢全碧及其亲属通报了邓蜀平被迫害致死案件的调查结果及处理决定,以及迁坟重建坟墓等事宜。谢全碧很满意,并代表亲属向市和特区领导致谢。

  陈志祥回六枝后,与民政局的同志先定墓地,安排迁坟事宜。1987年春节之后,陈志祥与民政局的同志飞往成都,征求谢全碧对碑文的意见。对碑文的称谓,谢全碧最后确定用“邓肃初”而不用原名“邓蜀平”,这的确是个谜。

  1987年10月23日。14时30分,六盘水市和六枝特区有关领导及机关干部300余人参加了邓蜀平揭墓仪式。谢全碧及其亲属谢涛专程从成都赶来致哀。

邓蜀平之墓
制作单位:新华社贵州分社   中共六盘水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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