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莽莽苍苍的贵州高原上，二十四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活繁衍，这里是古人类的摇篮之一。春秋至秦汉，这里出现了一个夜郎国，它是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史记》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接二连三的考古发现，渐渐揭开了夜郎的神秘面纱。许多古老的遗存，证实了两千年前夜郎地区确为“耕田有邑聚”。赫章可乐墓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秘的幽灵世界，这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未知数，隐藏着无数“夜郎之谜”。在这里发现许多不同寻常的青铜器，显示出一种有别于中原的“异质文化”特点。起源很早的铜鼓文化，展示了由铜釜演变为铜鼓的历史脉络。这些奇异的铜器从何而来？普安铜鼓山文化遗址作了明确回答：它们是源于“夜郎人”的创造。 　　在夜郎的故土上发现的大量陶器，传达出了许多历史信息。作为定居生活的标志，陶器的出现说明人们已在水田农业的基础上定居下来。陶纺轮告诉我们，“衣不蔽体”的原始时代已成为过去；陶器上出现了许多刻划符号，类似中原的“陶文”，当是文字萌芽的雏型。 　　夜郎的发现极富戏剧性，它是由“枸酱”引出。为了“浮船牂牁江”攻打南越，于是有了“唐蒙通夜郎”。随着汉军的步履，在开发“西南夷”的浪潮中，开辟了“南夷道”，设驿站通牂牁江。最终把夜郎纳入了汉朝的版图，打破了“夜郎自大”的封闭状态。于是，在贵州高原上出现了大量汉墓，中原及邑蜀的文明源源传入贵州。   《史记》原本《西南夷列传》原文 “套头葬”古墓 盘县大洞遗址 水塘稻田模型 竞渡纹铜鼓 龙首柄铜釜 东汉铜马车

夜郎－－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 　　中华文化是由“多元”合为“一体”。当汉文化在中原崛起之时，边疆出现了多种民族文化。古文献把云南、贵州及川西谓之“西夷”，云贵谓之“南夷”。在数十个部落之中，夜郎最为显赫，当是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 　　《史记》说：“平南夷置牂牁郡。”史家们据此作出一个基本判断：汉代牂牁郡的范围，大体是夜郎的故土，它在巴蜀以南、滇以东，南越之北、武陵郡之西。   回溯贵州史前文化 　　早在距今二十四万年前，贵州这块土地上就有远古人类栖息、繁衍。在这里发现了属于晚期直立人阶段的“桐梓人”，发现了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水城人”和“大洞人”，发现了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兴义人”、“穿洞人”、“桃花洞人”等等。如果把这些发现也云南的“禄丰古猿”和“元谋人”联系起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幅由猿到人的发展图景，其间并无缺环。因此，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云南高原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考古证实了司马迁所说的“耕田有邑聚” 　　司马迁把“西南夷”的社会经济分为三种类型，即“耕田有邑聚”、“随畜迁徙”和“或土著或移徙”。夜郎当时的发展水平较高，属“耕田有邑聚”一类，他们已开始耕种水田，定居而成村落。 　　战国至西汉的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大量的土坑墓群，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陶器和铜锄的发现，有力地证明当时已是“耕田有邑聚”。在汉墓中出土的冥器，虽是汉族移民的随葬品，但也反映出汉时夜郎地区的农业状况。   神秘莫测的古墓 　　古墓是灵魂安息的地方，它隐藏着许多历史的秘密。现在看来比较偏僻的赫章县可乐乡，古代曾经繁盛一时。这里曾是汉军驻扎的地方，留下许多汉墓，埋葬着外来的汉族移民。这些汉墓总的特点是有封土，考古工作者把它们称为甲类墓。在可乐河南岸分布着另一种无封土的土坑墓，共一百六十八座，称作乙类墓，或称为“南夷墓”。威宁中水乡也有一批类似的土坑墓，有人说它们是“夜郎旁小邑”的墓葬。赫章可乐乙类墓是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时代可上溯至战国。这些古墓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秘的幽灵世界。 　　挖开无封土的乙类墓，没有墓道，只见一些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墓坑，坑内有仰身肢葬，也有排葬和乱葬。其中有二十多座墓坑与众不同，坑内无棺木或裹尸的竹席，死者的头部放入一个铜釜或铁釜之中，少数脚下也套有铜、铁釜，考古上把它称为“套头葬”。这种葬式极为罕见，到目前为止，中国其他地区及国外均未见记录。据说广西西林普驮发现了一种“铜鼓葬”，将尸骨全部放在倒置的铜鼓中，另用铜鼓为盖。专家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葬式，“套头葬”为贵州独有，很可能是“古夜郎人”的坟墓。   不同寻常的青铜器 　　赫章可乐乙类墓和威宁中水土坑墓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展示出几件稀世之物，不但一般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就连文物鉴定专家也觉得奇怪。例如一字格铜柄铁剑、蛇头茎首铜剑、饕餮纹无胡铜戈、心形铜钺等等。这些兵器不曾见于中原、巴蜀及其他地区，莫不是“天外之物”吧！在云南宣威、曲靖等地也曾发现类似的器物，文化的一致性恰好说明“夜郎人”的独创。   带钩上的异质文化 　　这几件铜带钩显然不是来自中原，它们的造型带有浓烈的山野气质，例如天上的飞鸟、水中的大鲵、山间的水牛等等，均显示出一种有别于中原的异质文化特点。   探寻铜鼓起源的脉络 　　铜鼓是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礼器、乐器和祭器，一般认为它是由铜釜演变而来。在赫章可乐出土的一件立耳铜釜、一件鼓形铜釜和一件立耳鼓形铜釜，赫章辅处出土的一件竞渡纹铜鼓，均为研究铜鼓起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追踪青铜铸造地 　　人们不禁要问，这许多奇异的兵器、带钩、铜釜与铜鼓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既非外来之物，也不是“天外来客”的创造。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需要有较高的冶炼技术。铜鼓山的考古资料表明，这些青铜器确属本地铸造造。在遗址中，还发现了数十件供铸造用的陶模和石范，以及灶、坩锅、支子、泥芯、铜粒。最令人吃惊的是，赫章发现的无胡铜戈，居然可与普安铜鼓山的砂石戈范套合。   陶器传达的信息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一大发明，它是人们走向定居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在游荡不定的生活中不可能使用易碎的陶器。贵州出土了许多陶器，从新石器时代到西汉皆不乏其物。陶釜、陶壶、陶罐、陶蒸、陶碗等的出现，反映陶器已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之中。铜鼓山遗址中的陶窑，说明当时已可烧制。汉墓中出土的轱轳吊桶陶井和陶碓，是当时人们定居生活的写照。   汉代开发“西南夷”的浪潮 　　山重水复的夜郎地区，最早与巴蜀并无大道可通，秦代的所谓“五尺道”也只是“略通”而已。为了联合夜郎攻打南越，唐蒙奏请“发巴蜀卒治道，自道（今四川宜宾）指牂牁江”。其工程浩大艰巨，于是用了数万人，苦心经营了十几年，历尽千辛，开辟了进入夜郎国的道路，史称“南夷道”。据学者考证，“南夷道”从僰道开始，经过黔西北而达牂牁江。考古资料渐渐证实，《史记》的记载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