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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长征中有这么多重要会议

2016-08-14 09:24:51  来源: 新华社

 

这是猴场会议旧址(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李泉、娄思佳、杨茹)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历史。党和红军处境之险,转变之巨,牺牲之大,决策之难,都是空前的。

    而决策需要商议,商议就需要开会。

    长征中的各种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领导,做出重大决策的需要,也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凝聚意志和力量的需要。

    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有数十次之多。长征中之所以召开了那么多重要会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体现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而是集体领导。通过党的会议做出重大决策,是党实现集体领导的一种重要形式。

    湘江战役后,为克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擅权妄为,猴场会议就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遵义会议后,党逐渐恢复了被破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中央还就这一问题给中央分局和红2、红6军团发电,要求他们建立军事集体领导,重要的军事问题都要经过军委分会讨论。中央红军各部队也逐步在团以上单位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通过集思广益、民主集中、会议决定,克服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不正常现象,实现集体领导决策的常态化,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正确性和时效性。

    制定战略决策,指导长征走向胜利

    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在党内,先是教条主义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又有张国焘拥兵自重、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华北事变”前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面对,都需要回答。危难之中,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战略决策和部署。

    湘江战役后,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通过中央负责人召开的通道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遵义会议及其以后召开的扎西会议、会理会议等,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逐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后来又召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确立并坚持了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

    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党中央还明确把这个决定控制在中央委员的范围内,从而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给张国焘的转圜留了余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又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凝聚意志力量,实现党的战略目标

    长征中,形势错综复杂,任务艰巨繁重,环境严酷恶劣。党和红军召开的各种会议,对于实现全党意志和全军行动的高度集中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召开的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上,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2月16日,中央军委纵队各分队在白砂驻地,传达张闻天的报告精神。毛泽东于2月18日和20日,先后出席红1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和红3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相继参加红5军团、红9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这些举措,有力地统一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消除了长征以来广大指战员当中存在的疑虑和不满,从而使全军上下思想统一、人心振奋。

    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瓦窑堡会议精神,强调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要求“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央战略决策的贯彻执行。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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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昌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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